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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创新与制度完善

[摘要]生态恢复性司法符合当今刑法的轻缓化发展方向,已经成为环境司法改革的一股清流。福建省作为“生态文明先行省”已在生态恢复性司法探索方面取得较大成就,在实践中创新了生态恢复性司法的审判方式、责任形式、专家参与及衔接互动机制,可为我国生态恢复性司法中存在的法律依据不明、专业化水平不高、适用范围较窄、标准体系缺乏等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应从完善立法,充实专业知识和人才,拓展适用范围,建立责任保障机制等方面完善我国环境恢复性司法制度。

[关键词]生态恢复性司法;补种复绿;巡回审判;专家陪审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生态破坏和环境犯罪问题的解决越来越紧迫,而传统报应性司法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却日渐捉襟见肘。为应对这一形势,各地法院开始创造性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模式,其中以采用“补种复绿”“管护林木”“增殖放流”等方式的生态恢复性司法“福建样本”最为亮眼。生态恢复性司法因其坚持生态环境本位,契合绿色发展理念,在惩罚罪犯的同时注重修复生态损害和改造犯罪人的特点,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理念上看,生态恢复性司法所针对的环境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不同,应秉持“有损害必修复”“重惩罚更重修复”的观念有效地管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的发生[1](p168)。从性质上看,无论恢复性司法程序的意图如何仁慈,其目标与惩罚性程序的目标如何不同,它仍然是一种刑事司法程序[2](p40)。从目的上看,恢复性司法以广泛的社会修复为目标,因此在其实践中需以新报应主义刑罚观内含的“具体正义”“均衡”要素,完成对传统报应性刑罚观的修正,以解决各方主体之间不同需求的利益冲突和多元价值的选择困境[3](p94)。从形式上看,人民法院创新性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判决被告人对自己犯罪行为破坏的生态环境权益进行修复是针对人身权、财产权的恢复原状[4](p136)。从效果上看,作为一种犯罪控制模式,生态恢复性司法在涉生态犯罪案件中的具体法律适用中,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较为明晰的针对性,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明显[5](p112)。从发展上看,在环境犯罪中,生态恢复性司法可以采取包括犯罪人与国家或集体之间的协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犯罪人的积极赔偿、犯罪人的义务劳动等形式,广泛适用于行为犯、危险犯和结果犯,符合轻刑化趋势[6](p99)。概言之,生态恢复性司法模式使生态环境犯罪人在真诚悔过的前提下,积极承担生态损害修复责任,力求达到实现刑罚功能、挽救犯罪人、修复生态环境这样“一判三赢”的效果,预防出现进一步的伤害后果,试图达到一种“无害的正义”来促进社会生态文明和谐。目前我国生态恢复性司法正处于各地法院自行探索阶段,以“福建样本”为代表的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一方面取得了很多值得总结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尚未形成统一机制,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面临的困境

当前我国处理环境犯罪主要采用的手段仍然是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依靠刑罚惩治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环境犯罪依然频繁发生,生态环境依然遭到破坏,犯罪人回归社会依然难度较大,在刑罚“双刃剑”下只能获得“有害的正义”。因此积极探索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模式成为我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理想选择,但这种选择仍然处于摸索阶段而具有局限性,在生态司法实践难免会遇到诸多问题。(一)生态恢复性司法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生态恢复性司法在适用时往往因其超前性而无法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从性质上看,“补种复绿”“管护林木”“增殖放流”等常用的生态恢复性司法措施应该属于非刑罚处罚措施,但在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措施却并没有将其列入其中,致使这些措施在适用中难以获得具体法律规定的支持。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有从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到《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数量庞大各个单行法,都极其少有涉及环境恢复性司法的规定,致使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面临“于法无据”的局面。如在运用“复绿补植”中签发的“补植令”没有明确其具体性质,在审判阶段,法院的发出“补植令”并不属于具有强制执行力、确定力、既判力的判决书的一部分,而在侦查阶段和判决前签发的“补植令”性质便更为模糊,也不属于“决定”或“裁定”,其强制执行的效力何来?这样导致司法实践的恢复性责任承担方式无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不同地方的司法机关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标准也不同,使得生态恢复性司法在实践中处于“尴尬”境地。在此情况下,一些地方法院由于从现行刑法中无法找到相关的法律依据,只好为此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出台规范性文件。如福建寿宁县公、检、法及有关部门联合就“补种复绿”司法措施出台的《意见》实施过程中,因其效力层级较低,就被质疑为自行“立法”供自己执法,甚至被认为是办案人员“放纵犯罪”的掩护和托辞[7](p12)。(二)生态恢复性司法专业化水平仍待提高。恢复性司法在我国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而生态恢复性司法更是正处于探索阶段,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首先,生态恢复性司法需要更多的专业审判人员。运用生态恢复性司法审判模式需要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实地考察,制定相应的恢复性责任承担方式,与被告人达成一致意见;最为关键的是事后监督阶段,对被告人的完成和维护情况进行评估、验收是一个较为繁琐的过程,需要较多的工作人员来完成。而近几年环境犯罪案件在逐年增多,我国司法资源本就稀缺,尤其基层的司法工作人员工作更为沉重,在“人少案多”的情况下只想尽快结案,显然没有运用环境恢复性司法手段的积极性。其次,生态恢复性司法涉及更多的专业知识。解决环境污染不仅需要法学专业知识,还涉及经林业、农业、海洋、水利、环保等专业知识对如何进行环境修复提供技术支持。一方面我国司法系统缺乏这类人才,检察院与法院的工作人员大都是法学专业毕业,即使是法院里生态庭的法官也缺乏相关的知识,对于许多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了解较少;另一方面我国缺乏对生态恢复性司法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相关实践缺乏理论支撑。司法资源的短缺与专业知识的匮乏直接影响我国生态恢复性司法的顺利推行。最后,损害结果的认定缺乏统一的专业标准。适用环境恢复性司法必定要涉及环境损害结果的认定,因而制定统一专业的裁量标准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损害结果的认定通常需要由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评估,而我国鉴定机构从整体看有资质的鉴定评估机构数量较少,地区分布不均,且各地区裁量标准不一,评估范围具有局限性;而评估、鉴定、验收等环节的环境要素较多,涉及土壤、植被、大气、水源、生物等诸多问题,相应更加大了难度[8](p56)。缺乏专业、统一的鉴定容易导致判决缺乏公正性,使得同类案件在不同地区所受判决处罚结果可能存在着巨大差异,影响了生态恢复性司法裁判的公信力。(三)生态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界定不甚明晰。由于生态恢复性现阶段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其适用范围仍显不甚明晰。从适用的地域范围来看,目前对生态恢复性司法进行探索实践的主要有福建省、黑龙江省、四川省、江苏省、贵州省等,这些省份多为山林丰富与农用地广阔的省份,我国还有许多省、区都还未推行环境恢复性司法的实践;从适用的环境要素范围来看,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多集中在盗伐、滥伐林木这类涉林刑事案件中,其它如水体、土壤、大气、野生动植物等环境要素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情况并不多见。从适用的裁判尺度范围来看,尽管各地将被告人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作为从轻量刑情节,但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从轻幅度各异,有违法律适用的公平性和统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同案不同判”现象。从适用的主体范围来看,现行的法律并未对满足何种条件的主体才能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作出明确规定,不同法官在审理同类案件时会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自由裁量,难免会带来判决上的差异甚至迥然不同的结果,从而容易引发“同罪异罚”的质疑,适用主体范围的确定也就成了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9](p77)。从适用的生态修复形式来看,多为采用“复绿补植”“委托修复”“替代修复”等少数几种,手段也过于简单,同时在各地实践中也未形成统一的适用标准和运行机制。生态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明确规范,给司法人员带来很大的困难,无法明确何类案件适用生态恢复性法律责任承担的方式,便可能导致同类案件出现不同判决的结果。(四)生态恢复性法律责任实现保障尚需加强。生态恢复性司法中的法律责任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才能保证其实现。首先,生态恢复性司法的衔接不紧。生态恢复本身是一个涉及广、类型多、难度大、专业强的过程,需要生态环境相关职能部门的相互合作、密切配合、无缝衔接,如修复方式的选取需要生态行政部门的技术指导;缓刑考验期内修复责任的履行需要司法部门和相关行政部门的监管。但环境执法和司法各方在生态恢复性司法的认识并未达成一致,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生态恢复机制,工作配合的默契度不高,致使生态恢复性司法运行过程工作开展不顺。其次,生态恢复性司法的资金不足。生态恢复性司法涉及的生态环境恢复必然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需要足够多的资金来支持,但我国在生态恢复方面的财政支持缺乏力度。而当事人缴纳的生态修复费用管理模式不一,有的是法院管理,有的是林业行政部门管理;有的进入生态公益资金专户,有的上交地方财政。这种情况一方面造成了管理上混乱,另一方面管理的部门出于财务负担增加、核算名目缺乏的考虑不愿管理,而设立专项基金的复杂程序和不易协调则成为管理利用生态修复费用面临的另一个难题。第三,生态恢复性司法的监督不力。生态环境的恢复往往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未明确事后进行监管的部门,导致实践中的监管常常流于形式,被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一部分罪犯就很有可能心存“侥幸”心理,不积极执行恢复与维护的任务,这部分人便“逃过一劫”,因此也没有达到修复生态环境的目的。

三、福建生态恢复性司法的实践创新

社会的发展必将引导刑罚走向宽和,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刑法都在向轻缓化方向发展[10](p79),在生态环境案件的处理中引入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符合当前的这一刑法发展趋势,同时也刑法谦抑性的题中之义。作为中国最“绿”省份,福建是第一个获国务院批准建设的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在探索生态恢复性司法的实践中同样先行先试了很多做法,积累了不少有益的创新性经验,为恢复性司法在生态司法领域的推广打下了基础。(一)创新生态司法审判方式。生态恢复性司法模式需要通过高效、专业的审判机制来提升法官的审判能力、提高环境案件的审判质量、探索创新工作机制。福建省在生态司法实践中探索独创出“恢复性司法实践+专业化审判机制”的生态资源司法保护模式。从柘荣法院2007年率先在林业审判庭的基础成立生态环境审判庭开始,2014年福建省法院系统林业庭全面更名为生态环境审判庭,在全国首创了生态资源审判制度,探索出“恢复性司法实践+专业化审判机制”的生态资源司法保护模式,部分基层法院先后以林业审判庭为基础,建立了生态资源审判庭,由单一林业审判中推行的刑事、民事、行政审判“三审合一”模式审理生态环境案件向综合的生态资源审判转变,近年又增加非诉执行审查拓展形成“四审合一”的审判模式,并尝试探索“五审合一”,构建集立案、刑事、民商事、行政、非诉执行“五位一体”职能的生态环境审理模式[11]。此外,福建法院还建立了便民诉讼机制。大力推行便民诉讼与巡回法庭,落实立案登记制度,加大司法救助力度,确保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畅通生态环境案件当事人诉讼“绿色通道”。通过巡回审判进村入户、送法上门,就地立案、就地开庭、就地调解、就地宣判[12]。福建省建立的专业化审判机制和便民诉讼机制为生态恢复性司法模式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创新生态恢复责任形式。福建省在国内较早地开展了生态恢复性司法创新实践。一是“复绿补植”责任形式。因森林覆盖较广,福建省的涉林环境犯罪中相对较多。对此,早在2007年福建省柘荣县便首创了这种生态修复模式,并逐渐在全省推广开来,最终由福建省高院在全国率先制定实施《关于规范“补种复绿”建立完善生态修复司法机制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了“补种复绿”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协议内容、补种标准、履行保证、司法确认、检查验收、刑罚执行等内容,将“补植复绿”义务的履行情况作为检察机关对被告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酌情从宽处罚的重要量刑参考,从而以一种“恢复性惩罚”的形式实现“惩罚性恢复”的目的。二是“委托修复”责任形式。生态破坏的修复往往需要专业技术的介入,对于不具备专业生态修复能力和条件的一般当事人来说,具体操作的难度很大,因此福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判令被告人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委托专业的技术团队具体设计并实施修复生态方案,使生态修复工作更为科学、高效;三是“替代修复”责任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针对生态环境被破坏后修复困难或无法修复的情况,责令被告人以替代性方式承担生态修复责任,促进区域生态环境的总体动态平衡。以南平市延平区法院审理的一起非法采矿导致村民饮用水源污染案为例,因水环境污染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修复效果,被告人赔偿修复费用30万元,用于当地政府及村民重建替代水源解决村民饮用水的迫切需求[13]。针对水环境污染的另外一种替代修复方式是增殖放流。例如龙海市铭威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明指使他人暗埋排污管往九龙江排入未经处理的污水,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被中华环保联合会以污染环境为由起诉,经龙海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人自行拆除预埋暗管后购买28.2万尾鱼苗在九龙江流域放养,以增殖放流替代修复方式减轻生态环境损害,被告人也得以从轻处罚,达到“双赢”结果[14]。(三)创新专家参与审判制度。生态环境案件往往与专业知识和科技手段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在运用生态恢复性司法模式审理这类案件时需要发挥专家在生态环境审判工作中的作用。福建法院探索建立专家参与审判制度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设立专家陪审员机制,福建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积极推广生态保护专家参与审判工作,建立包括环保、大气、海洋农林、水利等各环境相关领域的生态环境审判咨询专家库,从中选任人民陪审员、特邀调解员等参与审判工作。据统计,2008年9月至2014年6月,福建省涉及生态环境类的案件审判中专家陪审员参审的就达542件之多[15](p75)。二是建立生态环境审判技术咨询专家机制。2014年5月福建省高院印发《关于生态环境审判技术咨询专家管理办法(试行)》,并建立了全国首个省级生态环境审判技术咨询专家库,在生态环境审判工作中为其提供司法决策参考和专业技术支持,并逐渐在全省推广,环境类案件通常涉及评估鉴定等问题,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推动了审判的顺利进行也保证了判决的科学性与可采性。如新环保法生效后在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起公益诉讼案件——自然之友和绿家园诉谢某等人破坏林地一案。该案通过鉴定机构的评估鉴定被告人应承担240多万的生态补偿、修复等费用,四个被告人认为该评估存在严重问题,后应原告申请法院允许专家辅助人出庭对此问题进行说明,最终四被告人被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承担127万的生态修复赔偿费时表示无异议。再如永春法院在审理王玉胜非法狩猎案中全程邀请福建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对专业问题进行指导,引入的专家意见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也更容易获得社会公众的理解、认可和尊重[16]。(四)创新联席衔接互动机制。为弥补生态恢复性司法审判的“被动”性,福建全省各级法院主动加强与检察院及环保、水利、国土等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拓展生态恢复性司法的衔接互动主体范围,相互协调形成部门之间横向、纵向沟通联系网络,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专业知识及执法方面优势,为打击生态环境犯罪、解决生态环境纠纷、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帮助犯罪人重返融入社会以及促进相关部门依法行政提供了良好的互动平台,共同促进生态恢复性司法活动的依法有效开展。以福建法院最常适用的“补种补绿”措施为例,法院在加强和规范协议签订、司法确认、检查验收、刑罚执行、监督管理、社区矫正等环节,都需要与当地林业、公安、检察、司法行政等部门沟通联系、衔接配合。为了进一步促进生态恢复性司法的衔接互动,福建省检察院与省法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制定了《关于在办理破坏环境资源刑事犯罪案件中健全和完善生态修复机制的指导意见》,在全国检察机关率先实行“生态修复令”机制,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案件复查、实地勘察,跟踪评估修复效果,确保生态保护落到实处;2017年9月,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生态检察处联合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生态修复与社区矫正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将生态修复情况纳入社区矫正人员表现考核内容,推动生态修复与社区矫正深度融合。同时,还提出共同探索建立绿色公益社区矫正基地,为破坏生态资源刑事案件中异地修复、替代修复以及为社区矫正履行社会服务创造实践条件[17]。

四、生态恢复性司法的制度完善

将恢复性司法应用于生态环境案件的审理,不仅将着重点放在施加处罚上,更要关注于鼓励修复方面,它不是传统压制性司法的替代品,而是其重要补充。因此,完善生态恢复性司法制度,可与传统环境刑事司法模式相辅相成,共同编织成更严密、更多样和更灵活的生态保护和社会控制网络。(一)明确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法律依据。我国没有专门化、系统化的生态恢复性司法方面的立法,有关生态恢复性司法的规定散见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中。比如,《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建设单位恢复环境的责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提及恢复环境原状的责任;福建省高院出台指导意见规范“复绿补植”责任方式。这些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一定程度上为生态恢复法律责任的认定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立法规定不具体,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过窄等因素的制约,生态恢复法律责任的认定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18](p58),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迫切需要拓展相关法律内容。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主张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决定了刑罚资源的稀缺性和刑罚成本的昂贵性,在非必要性的情况下尽量不使用刑罚手段,避免刑法权的任意扩张致使人们动辄得咎,以体现刑法的补充性、经济性和宽容性[19](p25)。因此需要通过整理有关生态恢复性司法的具体规定和实践经验,借鉴国外的司法理论将生态恢复性司法的一些观念、技术和具体措施融入非刑罚处罚之中,同时可在《环境保护法》中增加相关规定,让生态恢复性司法形成完整的规则体系,获得一个正当、合理、合法的地位,从而能在实践操作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二)提高生态恢复性司法的专业水平。生态环境案件通常需要运用诸多专门环境学科的专业知识,调整民事、刑事、行政法律关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具有专业性强、关系复杂、影响面广的特点,对生态恢复性司法提出的较高的专业水平要求。首先,充实司法专业人员队伍。基于生态环境案件以上这些特征其由具备专业素养的人员进行处理更为适合,福建省探索建立的“恢复性司法实践+专业化审判机制”成效突出,其它省份可借鉴此种模式,建立生态审判庭并积极探索更符合本地情况的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模式。对于生态审判庭的组成人员,应大力支持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如采取相关措施鼓励环境法学专家积极对生态恢复性司法进行研究,可在高校法学院开设相关课程有针对性地为生态审判庭提供人才。其次,充分利用专家作用。可借鉴福建省的专家参与制度,引入专家以人民陪审员、咨询专家或证人的身份出庭,协助审理重大疑难环境案件,制定规范性文件,解决专业技术性问题,排除当事人或非正常因素对合议庭的干扰,增强生态恢复性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最后,提高评估验收的专业水准。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技术条件、区域环境等因素统一制定相对独立的生态恢复技术标准和检验方法,尽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颁布评估标准的文件,并赋予其应有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便于专业评估机构以统一的尺度对破坏生态环境的损害后果进行专业的评估,提高生态恢复性司法的专业化水平。对于还没有专业评估机构的地区,当地政府应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建立评估机构一定补贴,尽可能建立专业评估机构,实在没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由当地检察院与林业部门联合进行评估。(三)拓展生态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生态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独立的环境法律责任承担方式,最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法律责任手段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但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够适用该制度,需要在司法实践、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考量,才可明晰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就地域范围而言,随着生态恢复司法的不断创新和日益完善,可逐渐总结出具有共性的可操作性规则,摆脱地域限制,形成向全国推广的成熟模式。就案件类型而言,从主要集中的涉林刑事案件逐渐向其他具备生态修复可能的野生动物资源类犯罪、矿产资源类犯罪、污染环境类犯罪等领域延伸。当然这种延伸并非是无原则的,应该在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综合考量被告人的犯罪主观恶性、犯罪情节和危害程度等因素,把握一个合适的度。对于偶犯、过失犯、轻微犯可以给予其通过修复生态环境而获得减刑的机会;而对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环境资源犯罪仍需注重彰显司法惩戒的威慑力。就修复形式而言,可将包括福建省在内的各地法院、检察院的探索创新做法归纳总结,去芜存菁,并将其中行之有效的措施固定化、规范化、标准化,丰富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法律内容。(四)建立生态恢复性司法的保障机制。切实保障法律责任的履行,对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一是衔接保障。生态恢复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司法机关与负责具体管理事务的行政机关相比,技术与经验相对较少,因此需要将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相互衔接,通过二者之间建立起的联动机制沟通协调来解决难题。但新的困境在于这种联动与衔接机制是由几个相关部门通过联合下发文件来规定的,效力位阶过低,在具体的执行上无法得到有效的落实[20](p26)。所以有必要从立法层面入手,在《环境保护法》中规定行政主管部门的配合义务,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才可保证行政部门不推卸责任,主动配合司法机关完成相关任务,才能保证生态恢复性司法法律责任的实现。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制度,不仅需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和人民法院的协同一致,还需要环境公益组织和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因此需要在规定适用的范围的同时,健全有别于私益救济的公共利益衡量机制,并相应地建构配套制度和程序规则,如,生态恢复的可行性评估、恢复方案的制定与选择、生态恢复标准制度的构建等[21](p20)。二是资金保障。就国内实践来看,借鉴国外经验,设立专项基金来保障生态恢复是当前的趋势,如福建法院设立的生态公益资金专户、贵州法院设立的生态文明基金会、云南法院设立的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等,即政府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基金在生态遭到破坏而单个个体无法承担赔偿金时进行支出以保证生态环境得到及时修复,生态恢复基金的来源可以是征收环境税费等,并完善相关的制度以保证生态恢复基金制度得到有效运行。三是监督保障。生态恢复性司法中协议的履行情况难以确认,判后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生态恢复不是“一锤子买卖”,鉴于生态修复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法院判决生效后,需要法院、检察院协同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和社会组织协调一致、分工合作加强对生态恢复责任人的监督回访,可建立统一的生态恢复监督协调机制,从法院、检察院、公安、环境、资源、林业等部门中选取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监督机构,定期对生态修复案件进行监督、验收,并协助责任人进行修复。定期检查,及时根据其修复义务履行情况,决定是否撤销之前的缓刑决定。

作者:曾睿 单位:福建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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