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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廉政文化建设研究

摘要:廉政文化建设对反腐败具有重要意义。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党便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深入地开展了廉政文化建设,进行了反腐倡廉思想文化建设、反腐倡廉制度文化建设、反腐倡廉社会文化建设。一系列举措使党经受住了执政和腐败的考验,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深入研究建国初期的廉政文化建设,对新时代的党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

注重廉政文化建设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面临的考验众多,形势十分复杂。为防止资产阶级及旧政权贪污腐化思想的影响,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产生,毛泽东带领全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廉政文化建设。这使得党的面貌焕然一新,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化解了腐败风险,密切了党群血肉联系,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起步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一、反腐倡廉思想文化建设

“反腐倡廉教育是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和实践举措”[1],对党员干部具有重要的引导、教化作用,有利于筑牢反腐防腐的思想防线。建国初期,针对党内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贪污浪费现象,加强反腐倡廉思想教育,在思想上建党,成为建国初期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首先,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理想信念不坚定,是党内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对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是筑牢反腐防线必不可少的手段。1951年2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认为党内之所以存在信念不坚定的党员,之所以存在经验主义、官僚主义现象,根源就在于未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很有必要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理论教育。这次教育有很详细的规划,十分贴近实际情况。一是注重因材施教。根据党员文化水平的不同,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分别设置了政治常识、理论常识、理论著作三种不同的理论内容。二是设定了严格的学习时间。规定每周学习不少于八小时,每年学习八个月。三是规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由上级党委出题,每期考试合格者可以领取合格证书,不合格者继续接受教育。四是根据实际情况培养理论教员、学习顾问,解决教员缺乏的问题。另外,还结合报纸等刊物加强宣传,强化理论教育。为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党中央还用两年多的时间组织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到3卷。全党掀起了理论学习的高潮,党员干部坚定了共产党人的信仰,拧紧了“总开关”,反对腐败的思想入脑又入心,提高了拒腐防变的能力。其次,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建国后,针对部分党员变质,蜕变为人民的主人的问题,党不断强化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强调党的权力来自人民,决不可用来谋取私利。要树立公仆意识和服务观念,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49年我国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其中就明确规定我国的一切机关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后来,在1954年的宪法中又重申了上述思想。1951年开始的整党运动中,党中央决定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共产主义教育。同年3月,刘少奇明确规定了执政后党员必备的八项条件,其中之一便是“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2]63。此外,党还通过各种灵活的教育方式对党员进行宗旨教育,比如,通过发行各种以革命先烈事迹为主题的书籍、拍摄电影、演出戏曲等,宣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通过宗旨教育,党员干部普遍树立起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密切了党群关系,自觉地划清与腐败的界限,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二、反腐倡廉制度文化建设

制度建设是廉政建设的关键,是廉政建设的治本之策。制度好了坏人才能无机可趁。建国初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是以制度建设为着眼点,通过制度约束构建廉政文化认同的。党中央通过在党内外建立立体化的反腐监督制度,为反腐败提供了最为严密的监督机制;通过建立相关法律制度,为反腐败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通过严格财经管理制度,减少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对腐败起到了有效的预防作用。首先,建立反腐监督制度。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实行严格监督,是廉政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对该问题也极为关注,认为唱对台戏比单干好。这一时期,一是建立廉政监察制度。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前者主要负责检查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违反国法党纪的情况,后者主要负责对国家公务人员实行监督与检举。1954年1月,又对处分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标准作出了详细规定。1955年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又设置了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了原来的纪委,独立性更强,职权也更大。监察制度的设立对腐败人员起到重要监督作用,保障了党政机关的廉洁。二是虚心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曾指出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可以促进党的事业迅速进步。民主党派有其各自联系的对象,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对社会现象进行考察,是对共产党进行监督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三反”运动中放手发动民主党派进行监督,对反腐倡廉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具有广泛、普遍的特点,是廉政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建国初期的反腐运动是把群众监督力量发挥得最充分的运动之一。1951年,政务院作出《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应该热情接待群众来信,不得积压、推脱。之后,还建立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反对贪污浪费的积极性。此外,建国初期,报刊发挥了重要的监督作用。很多贪污腐败的典型案例被公开发表在人民面前,贪腐分子无处藏身。同时,还对廉洁自律的榜样作了宣传,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其次,建立相关法律制度。建国伊始,党中央就比较重视法律法规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在建立相关司法机关的基础上,不断建立反腐败的法律。1952年,随着反腐败斗争的进行,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我国反腐领域法律法规的欠缺,并决心要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条文。如,1952年4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条例指出,“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3]135并根据贪污错误的严重性和贪污数额的大小制定了不同的处分规定。这成为建国初期制裁贪污犯的重要依据,并一直沿用到1980年,对惩治腐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再次,规范财经管理制度。建国初期,国内经济亟待恢复,但是由于经济方面各项制度的不完善,部分人员钻了制度的漏洞,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规范财经制度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一是建立统一的财经制度。建国初期,中央与地方在经济方面存在财政上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脱节的现象,很多环节都是腐败易发区。1950年3月3日,陈云作了《统一财经经济工作》的报告,要求统一财经管理制度,堵住了制度漏洞。二是禁止一切部队机关从事商业活动。建国后,部分机关保持了建国前从事生产工作的习惯,但不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而是利用机关权力去谋取小集团的利益,引发了严重的贪污问题。为此,1950年4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严禁机关部队从事商业经营的指示》发布,规定“任何机关、部队、学校不得从事商业经营。”[4]172如果不遵守该指示,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或没收、或上报。之后,国家又反复强调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与生产脱钩。上述举措有效解决了机关人员投机倒把的问题,既防止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又对国家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保障了政治的清廉与国民经济的恢复。

三、反腐倡廉社会文化建设

廉政文化建设不仅需要良好的廉政思想文化、廉政制度文化,还需要良好的廉政社会文化环境。反对腐败,提倡勤俭节约、清正廉洁的社会风气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建国初期,面对旧社会遗留的娼妓、烟毒痼疾和封建愚昧的婚丧礼俗,党中央决定坚决铲除娼妓制度、禁止贩毒吸毒、改革封建繁琐愚昧的婚丧礼俗,铲除了产生贪污腐败的社会根基,形成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气。首先,铲除娼妓制度与烟毒痼疾,去除导致腐败的外界诱因。很多贪腐问题都是和烟毒、嫖娼等社会恶习联系在一起的。建国初期,部分党员干部、机关工作人员没能经受住这些诱惑,逐渐改变了革命的本性,走上贪污腐败的邪路。如刘青山就是典型的吸毒成瘾、腐败堕落的案例。为了杜绝这些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党中央实行了一系列举措。一是肃清烟毒。建国初期的反腐运动中暴露出很多毒贩和国家工作人员甚至部队人员勾结的现象,通过多种手段对党的干部进行腐蚀。1950年2月,政务院颁布《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宣传禁毒,并对种毒、贩毒、吸毒行为严惩。1952年4月国家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认为在全国范围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是十分必要的。为此,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结合“三反”、“五反”中暴露的线索,根除烟毒,对毒品实行了“四禁”,即禁种、禁制、禁贩、禁吸。二是铲除娼妓制度。娼妓制度在我国古代和近代延续数千年,建国前夕仍有数万所妓院,部分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犯罪行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影响极其恶劣。建国后,国家决定铲除娼妓制度,净化社会风气。先是关闭妓院,惩治班主。这场运动首先在北京展开,1949年11月21日晚,北京市2400多名警察集体出动,一夜之间关闭所有嫖娼场所。其后又在天津、上海等地扫除了嫖娼污毒。关闭相关场所的同时,还处理了很多逼迫妇女卖淫的班主。之后收容部分娼妓,并对其进行医治、教育和改造,鼓励她们靠合法劳动致富。总之,铲除娼妓制度与肃清烟毒痼疾的活动,极大地净化了社会风气,铲除了腐败的社会基础。其次,改革封建婚丧礼俗,打造勤俭节约的社会新风尚。崇尚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建国初期,改革封建婚丧礼俗,从日常生活出发去改变人民的思想观念,打造以勤俭节约为荣、骄奢淫逸为耻的社会新风尚成为党和政府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旧中国的婚丧礼俗十分繁琐,讲究大操大办,浪费十分严重,且封建色彩浓厚。为此,党和政府作出了实际行动,带领人民改变了这种社会风气。一是废除封建婚姻制度。1950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4]148实行男女平等的新婚姻制度,并且禁止以婚姻关系为由索取财物。之后大力宣传新婚姻法,并让党员干部带头执行。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桎梏后,在城市与农村都开始出现崇尚简单朴素的婚礼形式的风气。其次,改革殡葬制度。封建制度下,丧事讲究厚葬久丧,礼节十分繁琐,部分穷苦家庭甚至为此而陷入破产的境地。为了改变封建殡葬制度,党和国家领导人首先做出了表率。毛泽东提倡所有人死后都实行火葬,认为火葬一方面可以节约木材和土地,另一方面可以节约葬礼的高额费用,且火葬对缅怀亲人无根本影响。他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第一个签了名字,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也纷纷签字,表明自己的意志。人民大众也逐渐被这些先进、文明的思想影响,纷纷改变以往大办丧事的做法,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总之,改革封建婚丧礼俗,不仅仅是改变了这些社会行为,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在他们的头脑中树立起了以勤俭节约为荣、骄奢淫逸为耻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廉洁的社会生活文化,这为建国初期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综上,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已十分丰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廉政思想文化、廉政制度文化、廉政社会文化。实践证明,建国初期的廉政文化建设,促进了党的建设,使刚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并取得重大进展。考察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相关思想,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新时代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孙立军.论习近平廉政文化建设思想[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5).

[2]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作者:刘俊霞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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